采取国内层次分析法的学者

  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国内制度理论认为,俄罗斯2014年的外交政策是俄罗斯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果,即普京执政带来直接的后果。迈克尔·麦克福尔[18](Michael McFaul)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激进对外政策,是受内政变化之影响所致。他反对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北约扩张这个作为不变的因素,无法解释俄罗斯时而与美国合作,时而与其对抗的两个相反现象,应该把焦点放在变过的变量,即俄罗斯内政。[19]麦克福尔强调,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埃塞俄比亚生活现状逐渐跟奥巴马发展互赢关系框架,随着“重启”[20]政策的实施,两国开始进行多方面合作。[21]然而,2012年普京再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原因在于,总统选举前后俄罗斯发生了大规模、反普京。为了动员选举者并提高支持率,普京将美国描绘成游行背后的煽动者和企图使俄罗斯崩溃的敌对势力。结果,相较于梅德韦杰夫,普京倾向于把俄美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因此,当乌克兰发生革命时,普京把这视为美国导演的阴谋,从而下决心收纳克里米亚并影响东乌克兰,以此保障实力均势有利于俄罗斯。[22]更何况危机前夕北约并没有打算接纳乌克兰,乌克兰人自己也没有打算加入其中。兴登堡雕像[23]总之,麦克福尔认为乌克兰危机的起因并非北约扩张,而是普京“无拘束、叵测的冒险主义”。[24]

  斯蒂芬·谢思达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指出,即使2008年北约曾答应过乌克兰未来加入该组织,但此后因为北约议题威胁国家团结,几乎所有乌克兰政治人物都避免提出这个话题。奥巴马也没有给予此问题多少关注,所以不久后此议题几乎消失。[25]一些学者指出,2014年以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没有提出加入北约的议题,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黑海海军基地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威胁。实际上,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俄罗斯对乌政策的失败。因此,普京的政策是出于“保留面子”的考虑,而非国家安全。[26]另外,谢思达诺维奇在为北约扩张辩护时表示,当初扩大北约的决定旨在稳固欧洲局势并预防潜在冲突爆发。要不是北约的这一决定,当前乌克兰危机的规模很可能更大,会外溢到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会导致整个大陆的混乱及恐慌。[27]

  基本上,采取国内层次分析法的学者,往往把当今的俄罗斯体制理解为“普京制度”,即,把政治体制本身跟领导人个人这两个变量混为一谈。比如,上文提到,麦克福尔区分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的梅德韦杰夫时期和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普京时期。然而,梅德韦杰夫上台后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俄格战争。那么,问题到底在于具体的领导人还是在于体制?当然,有些学者否认这种区分,认为梅德韦杰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导人,实际上普京当时仍是主要决策者。[28]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所谓“普京制度”并非局限于个人,而是一种制度,这个变量仍不能解释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已经采取过的一些激进对外政策。比如,从制度角度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学者,他们承认叶利钦执政下的俄罗斯体制比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体制要民主很多。[29]然而,恰好在叶利钦任期内的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军抢占了普里什蒂纳机场。换句话说,此前俄罗斯也做过一些虽然没有像接纳克里米亚那么极端、法尔肯海因但仍然算得上是激进的决策。再者,没有足够的证明能支持如果2014年不是普京,而是另外一个人执政,俄罗斯就不会占领克里米亚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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