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前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巡捕从这里派出还曾关

  原标题:97年前,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巡捕从这里派出,还曾关押过陈独秀、“七君子”

  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22号,今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一栋红砖砌墙的大楼格外显眼。这里曾是原法租界警务处暨中央巡捕房所在地。从1918年大楼正式建成,到1945年法国将其归还给中国,这里是管辖法租界的一大权力机构。

  期间,这里逮捕关押过许多人和进步人士。因此有人说,这栋历经百年风霜的建筑,见证了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以及红色革命的足迹。

  法租界警务处最初只是一个设立于1856年的小捕房,后来不断扩大规模,到1914年,法租界警务处成为独立的机关,直属总领署管辖,下设秘书处、侦探处和政治部等单位,先后在法租界设立了中央、小东门、麦兰、霞飞、贝当、福煦6个分区捕房。1911年以后,法租界警务处和会审公廨、监狱等重要机构都比较集中地设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一带。

  在所有部门中,政治部是审理政治案件的重要机构,专门迫害、人、爱国志士、工人运动和领袖等革命者。当时有大批的革命者,就是在内外反动派勾结下,被从法租界“引渡”给中国反动政府而遭到残杀。

  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各界要求收回法租界会审公廨,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呼声日渐高涨。1931年7月28日,存在了62年之久的法租界会审公廨被撤销。但是会审公廨及其配套机构中央巡捕房真正归还给中国政府,已经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了。

  1931年8月1日,法国将法租界会审公廨移交给中国政府。图为出席仪式的中外要员

  2014年4月,这里被列入上海市“新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成了法定保护的永久保留建筑。在学者看来,这里书写着近代上海司法、警政演变的历史谱系,建筑物本身也凝固着上海城市特有的历史记忆。

  法租界中央巡捕房的外籍巡捕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就在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时,一个名叫程子卿的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又以找错地方的借口离开。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当机立断,提出要立刻转移会议地点。因此,人及时地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程子卿正是政治部的一名密探。

  法租界老巡捕薛耕莘回忆,政治部所有人员皆穿便衣,专门同国内的官僚、政客、军阀、豪绅、地痞流氓等反动势力勾结,刺探情报。程子卿原是米店学徒,1905年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至1943年,一直做到探长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其也曾帮助宋庆龄营救进步人士,因此对其作出宽大处理。

  1921年9、10月间,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被法国巡捕房查抄,负责这一行动的也是程子卿。当时被捕的除陈独秀夫妇外,还有杨明斋、柯庆施和包惠僧。据包惠僧回忆,当天下午,他们在楼下客厅里闲谈,陈独秀在楼上,突然有人敲门,说想找陈独秀。见眼前几人形迹可疑,包惠僧便谎称陈独秀不在家,陈独秀则下楼来想从后门出去。但此时,后门已有武装巡捕把守,不准出门。随后,一行人被带往总巡捕房。

  在得知陈独秀被带走后,张太雷和马林立刻着手组织营救。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林是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巡捕房除了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外,还要敲竹杠。在马林出钱,张太雷等出力的情况下,才把我们保了出来。他们还请了一个名叫巴和的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因为经过了一次风险,彼此之间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

  1931年,因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邓中夏从湘鄂西根据地来到上海,和妻子李瑛生活在一起。1933年,化名“施义”的他遭叛徒出卖,被关押在中央巡捕房。得知消息后,进步律师史良立刻赶往会见,并为邓中夏制定了辩护策略。在开庭审理时,史良和另一名律师董康共同作为辩护人出庭,成功地让法庭作出了“不准移提,可以保释”的裁定。不料,因为一同被捕的人员叛变,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最终导致邓中夏被反动派杀害。

  1936年11月,法租界中央巡捕房还应政府的要求,逮捕了当时住在法租界的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史良和章乃器3位爱国志士。救国会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由国内各阶层人民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在上海成立的抗日进步团体,该会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得到中国的支持和主席的复信。这也触怒了南京政府,他们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通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这就是“七君子”事件。

  (本文参考资料、图片来自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记忆-法租界会审公廨与警务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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