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华工:跨越百年的告慰

  100年前的“双十一”,一份停战协定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福煦车厢里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鲜为人知的是,在硝烟散去的西线万中国劳工继续留下清理战场、掩埋尸骨,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连日来,当年“华工军团”的后裔们来到先辈曾经奋战过的欧洲,与当地官员、军人、民众、华人华侨一起拜谒华工墓地,纪念那一段值得铭刻的历史,告慰那些文明的使者、无畏的勇士,为他们伟大的功绩正名。

  号角深沉,士兵敬礼,众人默哀。60岁的程玲和57岁的马京东一起将“CLC(Chinese Labour Corps,中国劳工军团)”字母形状的白色花圈敬献于华工墓地中,并将来自中国的烟酒糖茶等祭品摆放在墓碑前。

  这是程玲第三次来到欧洲,她前两次的行程都是为了给爷爷毕粹德扫墓。对于她和她的家族,为了找到毕粹德的墓地,他们花费了整整90年。

  “我的爷爷原本生活在山东省莱芜市牛泉镇一个平静的小村子——上峪村里。我们村里去了11人,只有爷爷没有回来。”程玲告诉记者,毕粹德没有留下照片或画像,唯一的纪念就是同村人带回来的一枚华工勋章。

  勋章上一位勇士手执短剑,脚跨骏马,马蹄下踩着一个骷髅。勋章的侧面有一个编号:97237,这是劳工毕粹德的代称。

  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以工代兵”计划,从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英、法等国共从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募了14万华工进行艰辛的战勤工作,其中有近七成来自山东。

  程玲的父亲去世后,心中记挂着父亲想为爷爷扫墓的遗愿,她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既让留学欧洲的女儿继续联系,自己又在山东当地报纸刊文表达自己的愿望。

  让程玲和家人没有想到的是,亲笔写下的文章最终成全了家族的梦想。读到这篇文章的张捷哈是老华工张长松的第10个儿子,他的华工父亲一战结束后留在了法国。“他看到我写的文章十分感动,给原法国总理拉法兰写信,促成了我们这次法国之行。”程玲说。

  2008年一战结束9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女儿终于找到了毕粹德长眠于法国索姆省博朗古村的华工墓地。

  “法国、比利时多地树起了华工雕像,纪念华工成为西方反思一战的一部分;国内关于华工的研究和纪念活动也逐渐增多起来。以往我们纪念爷爷仅限于家族内部,西方的认可、国内的关注,是对一战华工日渐觉醒的尊重,是一份迟到的纪念。”马京东说。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郊,马京东临去欧洲前,拿出爷爷留下的《游欧杂志》反复温习,这是华工马春苓归国后的珍贵记录。

  1917年10月,临朐县胡梅涧村村民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报名参加英国招募华工活动。按照《招工合同》,工人们不但每月可以领到12块大洋,他们在中国的家属每月还有10块大洋的养家费。这对于那时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是常年研究一战华工的权威专家。他介绍,华工主要来自农村,许多人目不识丁、淳朴老实、任劳任怨,渴望能帮助家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马春苓的目的与众不同,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他去欧洲不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圆自己的“环游之志”。同为乡村教师的华工孙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和尚房村,在他8万多字的《欧战华工记》中清晰地表达了他游历欧洲、考察教育的初衷。

  孙光隆曾与爷爷孙干一起生活多年,他介绍说:“华工们在欧洲战场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挖战壕,修铁路,装卸货物,在火药厂、兵工厂、化工厂和造纸厂等地方工作,有的华工甚至成为修理坦克飞机的熟练工。”

  许多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在法国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为法军服务的中国人则工作到了1922年。徐国琦说,可以确信,由于敌军炮火、瘟疫和伤病,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在欧洲或是去欧洲的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上峪村华工后裔回忆,程玲的爷爷毕粹德就是战后在野外做饭时被残留的炸弹炸死的。

  “英国、法国的军队指挥官非常赞赏华工,说他们的效率是外国劳动者里最高的,能吃苦、不闹事,所以军队非常欢迎他们。”英文书籍《中国劳工军团》作者马克·奥尼尔告诉记者。他的祖父曾是“华工军团”里的一名英国军官。

  在历史学家看来,14万一战华工不仅仅是付出汗水和鲜血的战场苦力,更是规模巨大的文明使者。

  “爷爷利用工作间隙考察欧洲教育,从欧洲回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救国思想。”孙光隆介绍,孙干1919年回村后,为了开化民智,教学之余,在赶集的山道上摆摊,教往来路人识字,和妻子自费创办了博山第一所乡村女子学校,广受村民欢迎。

  旅欧不仅开阔了他们作为教育者的眼界,回国后他们展现出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令人称赞。马春苓送自己18岁的长子马传宗参军报国,三年后儿子牺牲在淮海战役战场上;1937年,日本人占领博山,时任小学校长的孙干拒绝出任博山县维持会长,毅然投奔沂源解放区,参加了的抗日救亡工作。

  “因为华工,中国让英法等国免于人力资源破产的风险,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向世界展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景和能力。同时,中国由此可以向德国宣战,名正言顺地成为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主持中国公道。”徐国琦说。

  “我们可以把华工视为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如今去寻找他们曾走过的路途时,就好像走上一条‘寻根’之路。”比利时知名汉学家、西佛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冯浩烈说。(参与采写:王子辰、王欢、李永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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