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与中国、印度、东盟等核心新兴经济体的

  人民网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前举办中日关系年度报告书发布会,发布了该院日本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的《中日关系2018:回归常轨 蹀躞前行》报告书。

  报告书认为,中日关系“重回常轨”,迎来冷战后第二个重大调整期。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人类面临更大挑战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积极变化意义重大。虽然中日间许多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增大,但两国关系继续改善的愿景依然可期。

  该报告书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研究并撰写,以报告书为媒介打造中日两国学者、智库长期合作交流的机制化平台,既注重建言献策的政策性效果,同时主要从中长期、战略性视角考察研究对象,其间并注意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理论变迁变化的观照,体现出大学智库的研究特色。年度报告书系列化,即由点到面形成变化轨迹,将为后人留下考察史实与认识之间的张力与规律提供方便与空间。该报告书是继《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2014年)、《中日关系:2015》、《中日关系:2016——低位徘徊与嬗变》、《中日关系2017:战略对峙中的转机》等四本年度报告书之后所推出的第五本。

  报告书由“总论”与“日本政治外交”、“平成时代的终焉与中日关系的好转”、“安全保障:新版《防卫计划大纲》评析”、“海洋问题:战略克制与模糊策略”、“经贸关系:重新起航”、“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跃进之年”、“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光与影”等七个专题构成。该报告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每个专题之后,都加入了日方知名学者的点评,使报告书在反映客观事实和中日双方观点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报告书指出,2019 年是日本改元之年,现任平成天皇将于 2019 年 4 月底退位,皇太子将于 5 月 1 日正式登基,这是 2019 年日本最大的国内政治。天皇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退位与继位本不应该成为敏感议题,但是改元一事所波及到的领域较广,作为重要的政治日程也会影响到其他相关政治日程的安排。此外,因天皇登基典礼而衍生的皇室外交,也是日本政府重点应对的工作。

  除了改元之外,2019 年日本国内的政治议程也是满满当当。4 月份即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统一地方选举是衡量日本各党派力量的风向标,执政的自民党所推荐、支持的候选人能够获得多少都道府县知事的席位会直接影响到自民党在地方的支持度,也会影响到今后的国会选举以及政权运营。 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和5 月的天皇继位仪式之后,就是 7 月份的参议院半数选举,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能否继续维持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是重要看点。

  除了国内政治日程之外,外交领域也有值得关注的内容。 2019 年 6 月, G20峰会将在大阪举行,这是 G20 峰会首次在日本举行,除了日常性的领导人会谈之外,日本需要利用这一场合提出符合其自身利益又能够平衡多方需求的议程。届时中日关系如何推进,能否产生确立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新政治文件也是日本政府考虑的事项之一。

  此外,常规的外交日程中,与俄罗斯北方领土问题的谈判会贯穿 2019 年一整年。在此过程中,如何协调日俄关系与日美关系显然也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外交议题。日美关系中的同盟定位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会影响到俄罗斯对日政策的制定,而日美同盟又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不容有损害日美关系的负面事发生。

  综合以上 2019 年日本政治外交的各项议程,外交影响内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譬如,近日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有所提升,舆论认为一个重要的加分因素就是日本政府在韩国军舰的雷达照射事件之后所采取的积极反制措施。

  在对2018年的中日关系及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报告书认为:2018年中日关系“重回常轨”,迎来冷战后第二个重大调整期。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人类面临更大挑战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积极变化意义重大。中日关系重回常轨值得珍视,经贸之外,两国间的人文与青少年交流,是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爱沙尼亚旅游在打造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新平台时,机制化建设不可或缺。虽然中日间许多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增大,但两国关系继续改善的愿景依然可期。

  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一方面要看到中日改善关系的明的一面,也要看到中日关系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

  一是日本外交中存在两面性问题。中日关系发生转圜是人们一直所期待和所乐见的,但与此同时,也应对安倍政府对华外交的两面性有深刻认识和充分心理准备。安倍政府的外交往往两头下注、双向博弈,以期同时获利。为此,对于在东西之间时进时出、战略定位飘忽不定的日本,既要看到它走进中国的一面,同时也更要看到它随时有可能随着大环境变化而走出去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对中国的伤害和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破坏往往是最大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新世界格局的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某种意义上是在放弃一些领导权。日本反应敏锐,乐毅在日欧一体化、CPTPP等重大商机上先声夺人。随着日本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再造进程的不断深化,日本不仅只想走进中国、回归亚洲,而且更想深度地走进世界。为此,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能否把握历史契机,在全球治理与双边关系方面相向而行且行稳致远,把两国关系塑造成新型国家关系,无疑对双方都是重大考验。

  报告书认为,为了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对未来既不能过分悲观,也不可期待太高。在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中三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 深化中日经济合作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第二,维护和平安全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第三,发展民间友好交流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

  报告书认为,2018年是中日经济关系的转折点。在2018年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企业已经表明积极参与第三方合作,这为中日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长期以来,中日关系被认为是“政冷经热”,良好的经济关系可以稳定因历史以及安全保障问题而动摇的中日关系,因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8年是站在一直以来相对良好的经济关系的延长线上发展过来的。

  对于2019年的中日经济关系而言,报告书认为有必要认真考虑中美贸易战争的影响。再度起航的中日经贸关系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展望 2019 年,双方应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和领域值得期待。

  一是两国政治关系有可能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将为中日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从 2017 年开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目前看,中日良好的氛围仍在持续。就双方而言,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

  二是两国经贸关系将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但因面临美国对华贸易战,双方的经贸合作面临一些挑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对华态度经常出尔反尔,特别是对华发动贸易战,持续加征关税,对中国对美贸易以及中日贸易都产生了不利影响。现在,中美正在就贸易等进行谈判,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对现有的全球产业链都将产生影响。作为重要一环的日本企业必然会进行相应调整。当然,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日本企业肯定不会放弃,中日政治关系持续向好,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仍然值得期待,未来中日贸易仍会稳步发展,双向投资会逐步增加。

  三是中日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拓展合作空间前景非常广阔。特朗普奉行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政策,不仅对中国,对日本同样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日两国在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逆全球化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导条约 是什么中日更应该加强合作,日本牵头的 CPTPP 已经生效,已签署的日欧经济伙伴协议( EPA)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中日参加的 RCEP 在积极推进,两国都希望尽早达成协议,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中日韩 FTA 谈判也在积极推进中。因此,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加强合作的领域和空间非常大,双方应该加强沟通与协调,相信 2019 年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总之, 2019 年,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前景非常值得期待,双方贸易再上新台阶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政治关系持续向好的环境下,中日两国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2018 年以来,中国继续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的精神,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日本则根据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积极应对“新海洋立国的挑战”。这意味着中日两国海洋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中日关系的整体改善,寻求新的合作机遇、开拓合作空间也成为必然选项。

  2018 年 2 月,中日时隔六年重启防务部门年轻干部交流活动, 交流内容包括考察部队、访问研究机构以及商讨建立中日合作开展灾害救援的机制等。 其他如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访日、中青年军官代表团实现互访等。通过此类交流活动的次第展开,促进了中日双方防务部门的相互了解。今后,中日两国在继续致力于改善整体关系的同时,报告书提出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加强中日海洋合作。

  第一,开展一系列持续有效的防务交流活动,增强安全互信。第二,继续推进两国在非传统领域的海洋合作,如在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治理海洋环境等领域,中日应积极开拓合作空间。 第三, 继续实施中日双方确定的“海空联络机制”,加强海上热线对话,避免檫枪走火风险。第四, 继续探讨东海划界的具体办法。采取依据国际法与外交协调的双重途径,灵活处理双方不同的划界主张,争取逐步达成共识。 第五, 继续探讨在“6·18”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关于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具体区域与具体开发合作方案。

  报告书认为,中日关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他者”特性,美国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最大风险。特朗普推行的“美国第一”战略、退出TPP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令日本面临巨大压力。特朗普的施压政策迫使日本重新审视同盟关系,反思过度依赖美国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一是加快推动大型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二是推动由中日和东盟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三是改善中日关系,变竞争为协调,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日本充当世界贸易自由化旗手的信心进一步加深。

  但也要冷静地看到,日本的最终目标不是与美国彻底闹翻,而是倒逼美国改变贸易孤立主义政策,迫使美国重返TPP。对日本而言,如何维持和稳定对美经贸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这一点并未改变。由此可见,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正面临重新洗牌,日本的目标是通过增强外交的自主性来缓解外部压力,从而寻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目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走向良性合作的投资项目具体化的前景还不够明朗。中日两国如何发挥各自优势、避免恶性竞争,还面临很多问题有待克服和解决。

  当前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存在三个国家身份设定:“核心”、“主导”及“桥梁”。其中,“核心”是指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居于“核心”地位,尽可能地参与主要诸边或双边EPA,从而在其国别重叠部分始终位于焦点。“主导”是指在各个EPA谈判中起引领作用,努力提高其一体化深度和市场开放的雄心水平。“桥梁”是指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在亚太等不同区域之间起到连接、中介、速拔传导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协调、平衡各方的共同利益。这三个身份紧密交织:“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在政策议题设置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

  与欧美相比,无论是在全球议程设置还是在经济自由度上,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主导”或“超越”仍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对日本而言,基于一定“主导”作用的“桥梁角色”事实上是最能体现其比较优势的身份设定,亚太地区则是检验和实践这一定位最为重要和临近的地区。考虑到与中国、印度、东盟等核心新兴经济体的地缘经济关系,与欧美相比,日本在发挥“桥梁作用”上确实更具优势。这在RCEP和CPTPP等谈判中已经有所体现。传统的研究认为,日本的EPA战略从相对低调到更为激进的转变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尤其重要,即财界院外游说的强度大小以及贸易决策的集权程度高低。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要求日本在经贸领域更加积极有所作为。而特朗普执政之后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使日本在经贸领域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也使其战略决断面临着某种意想不到的“机遇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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