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模式

  在其他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也同样充满着差异性。但是,从拉美国家的差异性发展中大致可以归纳出某种同一的范式,即在独立之后,拉美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相似的“阶段性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民众民族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分别占据主流的阶段;在政治上先后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和向现代民主转型的阶段;在经济上先后经历了独立后的经济停滞、初期产品出口导向、一般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新型出口导向等发展阶段。从其外部环境看,在第一

  对于拉美国家来说,现代化的起点是从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开始的。1804—1825年先后有17个拉美国家获得了独立,这17个国家包括了今天拉美大陆的主要国家;1844年到1903年又有多米尼加、古巴和巴拿马三国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3个加勒比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到1983年,拉美的独立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33个。

  从第一批拉美国家的独立至今,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已经有了将近200年的历史。由于独立时间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种族构成不同,资源禀赋不同,体制选择不同,因而拉美地区现代化的路径有差异,现代化的结果也有不同。多样性和同一性并存,世界上大约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拉美这样同时提供如此之多的单个国家的案例和一种如此清晰的同一性特征的地区。

  如墨西哥和秘鲁,这两个国家尽管都曾是印第安文明的摇篮以及西班牙殖民地时期总督辖区首府所在地,但是,现代化路径却有很大差异。墨西哥现代化启动之后,经历了迪亚斯时期的早期现代化、1910—1940年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随后在以职团主义模式为基础的革命制度党领导下,较好地处理了种族和阶级关系,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双奇迹”,到20世纪80年代初成了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秘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模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与出口部门联系的寡头政权,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断阻挠发展模式的转换,延缓了秘鲁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而地理、种族和社会的长期分裂使得秘鲁难以凝聚改革力量推翻寡头政治。直到1968年贝拉斯科将军上台以非常形式推翻了寡头政权,秘鲁现代化才揭开了新的一页。由于秘鲁现代化的被延缓,直到20世纪末,秘鲁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低于拉美国家的平均值,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国家”。

  再如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国家都是白人人口较多、在种族文化结构上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国家,但资源结构和历史进程迥异。阿根廷具有温带辽阔的潘帕斯大草原,智利具有储量丰富的硝石矿和铜矿。19世纪中期之后,阿根廷领导人提倡兴办实业和发展教育,大规模移民,甚至提出“统治之道在于移民”的口号。结果,潘帕斯大草原和外资、移民的结合,使阿根廷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之一。但是,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也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世界经济大萧条成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原有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所取代,强调“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也应运而生。由于阿根廷传统的出口集团和与之联系的外国资本实力的强大,在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出现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博弈”,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农牧业出口部门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的循环抉择,阿根廷社会的“断裂”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发展。马岛战争的失败、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误,接二连三地打击了阿根廷。在20世纪初还是世界富裕国家的阿根廷,到20世纪末却变得相对贫困和落后了。

  与阿根廷相比,智利的现代化获得了相对的成功。智利早在1833年就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当其他主要拉美国家还处于考迪罗主义纷争之时,智利已经开始了第一轮的初级产品出口。“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又迎来了“硝石时代”。大萧条促使智利转向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但这一模式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丧失了活力;智利的多党政治体制也在寻求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化,从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右、中、左三派力量轮流执政,依次历经了“民主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改良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1973年皮诺切特军政权开始了一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但智利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是在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之后。新的文官政府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正确定位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使三者各司其职,协调发展。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到2012年,智利已经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成为拉美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在其他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也同样充满着差异性。但是,从拉美国家的差异性发展中大致可以归纳出某种同一的范式,即在独立之后,拉美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相似的“阶段性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民众民族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分别占据主流的阶段;在政治上先后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和向现代民主转型的阶段;在经济上先后经历了独立后的经济停滞、初期产品出口导向、一般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新型出口导向等发展阶段。从其外部环境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如果说一定要给拉美现代化概括出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式的话,其主要表现有: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是外源型的现代化;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属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政治运行机制既有议会民主制的文人政权,也有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权,经常是二者交替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社会分化程度较高,两极分化严重,城市化的速度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城市人口,造成了“过度城市化”现象;文化上属于以天主教文化为主体的混合文化。

  总的来说,拉美现代化有喜有悲,有成有败,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拉美现代化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结构、经济组织和体制、基础设施和国家一体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普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拉美的进步阶级和社会力量为推动社会的变革,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为摆脱国家的依附地位,始终不断地在与传统的保守势力和外部干涉力量博弈,改革、发展和治理始终是拉美历史的主旋律。但另一方面,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现代化仍处在进行之中,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政治民主化的质量不高、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过度城市化问题突出、体制改革滞后等等。如果与北美现代化的高歌猛进相比,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确步履蹒跚。拉美现代化的迟缓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其所面临的经验教训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无形资源”,有待中国学者去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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