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安向省委匯報請示工作

  張漢民,1903年6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稷山縣高渠村一個農民家庭。八九歲時開始讀私塾,1920年春考入新絳縣中學。1924年春畢業後,為尋求救國道路,西渡黃河,到陝北定邊縣安邊堡楊虎城將軍創辦的教導隊(又稱學兵隊)學習軍事。1925年春,楊虎城部移駐陝西耀縣,教導隊擴編為教導營,張漢民任第一隊隊副。不久,他隨楊部在渭北參加討伐直系軍閥劉鎮華的鎮嵩軍及麻振武部的戰斗。戰後,部隊進駐三原。同年5月,張漢民隨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參加了驅逐陝西督軍吳新田的斗爭。7月,吳新田被趕往漢中,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開入西安,孫岳任陝西軍務督辦,楊虎城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9月,楊部成立炮兵營,張漢民因在追擊吳新田部的戰斗中立有戰功,升任炮兵營副營長。1925年冬,他在三原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4月,劉鎮華率10萬鎮嵩軍重犯陝西,企圖佔領西安、三原和咸陽等重要城市。楊虎城在共產黨人的影響和推動下,率部進入西安,與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李虎臣部共同守衛西安,留張漢民及其領導的炮兵營守備三原。張漢民營和陝軍田玉潔部一起,多次打退鎮嵩軍對三原的進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安的守城斗爭。

  西安解圍之後,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共西安地委決定由魏野疇負責舉辦軍事政治隊,任命張漢民為隊長,曹力如為秘書。軍政隊在對學員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的同時,經常舉辦報告會、講演會,組織大家選學馬列著作,開展專題討論,使學員在軍事、政治兩方面都得到提高。張漢民還十分重視黨組織的發展工作,親自介紹吳岱峰、李作梁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經過魏野疇、張漢民和曹力如等的努力,軍政隊在很短的時間內為黨培養了近百名干部。

  1927年3月,軍政隊結束後,張漢民受黨的派遣仍回三原楊虎城部炮兵營,中俄同時參與新成立的中共三原地委的兵運領導工作。這期間,他除協助中共三原地委書記張秉仁開展農民運動外,在兵運工作中傾注了大量心血,先後介紹了劉威誠等20名官兵入黨,建立了炮兵營黨的軍支,他任軍支書記。

  同年夏秋,馮玉祥在河南、陝西進行“清黨”。駐守三原的田玉潔部也猖狂,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革命組織被解散,許多共產黨員被逮捕殺害。張漢民和中共三原縣委(由地委改組)書記張秉仁一起積極貫徹黨的八七會議決議和省委擴大會議的精神,在共產黨員許權中(時任陝軍旅長)的幫助下,營救出被捕的縣農民協會負責人喬國楨等,給武字區農民協會補充了一批武器,懲辦了武字區和涇陽縣的劣紳洛彥福、王蓓僧;還同縣委的負責同志一起動員幾十名中學生參加許權中率領的部隊。當時,縣委沒有經費來源,干部食宿和辦公費用均無法解決,贾拓夫張漢民動員共產黨員黃子文將家中保存的銀元和槍支交給黨組織,解決了縣委的經濟困難。

  同年冬,田玉潔部政治處長兼省立第三職業學校校長尹聘三,利用同鄉關系,投靠新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三原瘋狂追捕共產黨人,鎮壓進步師生。為了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縣委決定嚴懲尹聘三,並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張漢民。1928年1月上旬,張漢民派黨員魏子毅、雷展如等,乘尹聘三由三原去西安的機會,在涇陽永樂店附近將其處死,為人民除了一害。事後,三原的土豪劣紳聯名向宋哲元和楊虎城部十路軍在三原的留守司令李子高控告張漢民是共產黨員,是殺尹聘三的“首犯”。3月,宋哲元勒令李子高將張漢民逮捕押送到西安,圖謀殺害。張漢民被捕後,堅不吐實。後經黨組織和楊虎城的參議蒙浚僧、韋協度及十路軍留陝部隊團長趙壽山等人的營救,張漢民才免于死難。獲釋後,張漢民被李子高撤職遣送回山西稷山原籍。

  張漢民回到家鄉稷山後,以當小學教員作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29年春,經劉威誠、米暫沉等友人薦舉,到駐守在山東臨沂的楊虎城部擔任楊虎城的隨從副官,不久調任第九團一連連長。是年夏,楊部移防河南省南陽地區,張漢民任該部新辦的教導大隊第四中隊隊長。他在楊部秘密發展黨員,並幫助地方黨組織培訓軍事干部。

  1930年秋,楊虎城率部由中原回陝,先後任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張漢民被任命為省政府衛士營營長。1931年該營擴編為警衛團,張漢民升任團長。他和中共陝西省軍委接通了組織關系,利用部隊擴編的機會,任用共產黨員閻揆要、王超北、崔啟敬、白景琦、魏書林、史唯然、吳伯暢、岳仲人、孟浩等擔任軍官。秋末,張漢民派閻揆要、馬子敬去陝甘邊三家原,給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送子彈和情報。

  1932年,警衛團先後駐防西安、彬縣、旬邑等地,張漢民被中共中央軍委任命為陝甘特派員,化名田慎頤。他接受中央軍委分配的任務,搜集國民黨中央軍和陝軍“圍剿”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後改為紅二十六軍)的情報,以及陝西地方軍閥內部矛盾的情報,並且和陝甘游擊隊在西安竹笆市同聚軍衣莊、騾馬市街氈作坊和彬縣水簾洞附近建立了三處交通聯絡站,為運送上級黨組織和警衛團給陝甘游擊隊的武器、醫藥器材、望遠鏡和軍用地圖等物資,安排紅軍游擊隊傷病員在西安醫療,護送上海中央局、陝西省委與紅軍游擊隊的來往干部,做了大量工作。當時陝甘游擊隊的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等,都曾在張漢民的掩護下,到西安向省委匯報請示工作。

  1932年2月中旬,警衛團奉命配合彬縣、旬邑、長武三縣民團去旬邑職田鎮“圍剿”謝子長領導的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張漢民當即派三營七連連長、中共地下黨員李明軒,向游擊隊報告了這一情況。謝子長根據張漢民的報告,將游擊隊撤至職田鎮附近的陽坡頭待機殲敵。當警衛團先頭部隊進至陽坡頭村邊時,戰斗打響。李明軒按照張漢民的指示調轉馬頭,邊跑邊喊︰“紅軍來包圍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爭先後撤,游擊隊乘勝追擊,斃、俘警衛團和民團500余人,繳獲武器400余件。戰後,警衛團和陝甘游擊隊秘密達成協議︰臨陣雙方朝天放槍,警衛團佯敗,丟下槍支給游擊隊。

  4月,國民黨中央委員、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竄到西安,在民樂園發表“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演說,遭到愛國學生的強烈反對,並砸爛燒毀了戴季陶乘坐的汽車。反動當局下令對學生進行威嚇和鎮壓。張漢民利用警衛團團長的身份,率領工作人員暗中保護學生,還掩護了中共陝西省委的負責人和不少地下黨員。

  10月,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地區向西轉移,先頭部隊于10月下旬進入陝西商洛地區的秦嶺山中。蔣介石急電楊虎城集中兵力阻擊,妄圖把紅四方面軍圍殲在秦嶺山區。楊虎城遂調三十八軍到陝南秦嶺山區布防。11月,張漢民的警衛團也奉命集結于秦嶺北簏的長安縣引鎮太乙宮待命。這時,紅四方面軍已穿越秦嶺西去漢中,楊虎城便命令張漢民率部“尾隨”紅軍入秦嶺。

  當時,警衛團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黨員和進步分子日益增多,革命力量不斷增強。特別是紅四方面軍入陝以來,張漢民就想讓這支實際為黨所控制的武裝力量與主力紅軍匯合,開闢西北的革命局面。因此,當他接到楊虎城的命令後,當晚即召集全團骨干開會,指出去陝南的意義及光明前途,要求各營連加強對士兵的政治教育。部隊從引鎮出發,途經戶縣、周至縣時,分別將共產黨員白景琦、雷展如等從監獄里營救出來,並委以連長、排長職務。到眉縣後,他又根據省委指示,派雷展如先去陝南城固上元觀,與紅四方面軍進行聯絡。

  1932年12月,張漢民率部“尾隨”紅軍到達漢中,與中共陝南特委及省委巡視員取得聯系。黨組織指示警衛團在武器上支援當地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並和紅四方面軍聯系。張漢民堅決執行這一指示,于1933年春兩次派共產黨員張含輝去川北和紅四方面軍進行聯絡,送去了川陝軍用地圖和十幾擔藥品,並提出警衛團準備搞兵變,公開打出紅旗同紅軍匯合的計劃。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認為,警衛團暫時留在楊部進行秘密工作,與紅軍保持互不侵犯的關系對革命更為有利,如情況發生特大變化,可以公開打起紅旗。根據這一意見,張漢民率警衛團先後駐防勉縣、南鄭、寧強一帶靠近川北的有利地形,通過地下交通線幫紅軍轉運物資、護送人員、供應情報。這期間,他經常派馱騾去鎮巴的核桃樹和通江的兩河口,向川陝省委和紅四方面軍運送物資,對鞏固初建的川陝革命根據地起了一定作用。

  從鄂豫皖尾隨紅四方面軍到陝南後駐防漢中地區的蔣介石嫡系第一師胡宗南部,對警衛團的革命活動極為仇恨,常借故挑釁。1933年春節前後,蔣介石給胡部空運的軍餉、物資因空投不準,落在警衛團防區漢中城北教場內。胡部派兵搶奪,開槍打死、打傷警衛團士兵多人。張漢民主持隆重追悼會,向胡部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嚴懲凶手,還命令部下對來往漢中的胡部人員,凡經過警衛團防區的,一律“人干掉,物沒收”。胡宗南惱羞成怒,多次向蔣介石密告警衛團私通共產黨,敵視中央軍,要求把警衛團調離陝南。楊虎城也連電向蔣介石報告第一師的胡作非為,表示了對第一師駐防陝南的不滿。蔣介石為穩住地方勢力,只得將第一師調往隴南,使胡宗南的陰謀沒有得逞。

  對活動于陝南的紅軍游擊隊,張漢民曾多方給予支援。1933年初,他指派警衛團給川陝游擊隊送去了大批槍支彈藥。2月下旬,川陝游擊隊在西鄉改編為工農紅軍第二十九軍,領導人民打土豪,分財物,建立蘇維埃政權。4月,反動派勾結起來,在西鄉馬兒岩將紅二十九軍和陝南特委的負責人陳潛倫、李良、孟芳洲等殺害。駐防城固縣的張漢民獲知這一消息,帶領幾名士兵處決了防區內的一個反動區長,為死難烈士祭靈。不久,新成立的中共陝南特委,在洋縣西區重新組建了紅二十九軍第三游擊大隊,張漢民先後為其提供了60多支槍和千余發子彈。是年秋冬,這支隊伍改編為紅二十九軍獨立第三團,在同數倍于己的敵軍作戰中彈盡糧絕,被打散。突圍出來的同志轉移到張漢民警衛團的防區勉縣黃沙一帶,同紅二十九軍第十游擊大隊的20余人匯合。嗣後,特委指示兩支部隊合並,重新成立紅二十九軍第三游擊大隊,在黃沙地區整訓。張漢民又為三大隊補充了30多支槍、100多發子彈,還派干部幫助進行軍事訓練。

  1934年1月中旬,第三游擊大隊在勉縣元墩子被當地反動武裝王化治民團包圍,損失嚴重,還有28人被俘。張漢民獲訊,立即同陝南特委聯系,決定采取果斷行動進行援救。他一面派出二營營長孫立功佯裝配合民團“圍剿”游擊隊,一面派地下黨員史唯然帶領一個加強排,以奉命提取關押的被俘人員為名,將20名被俘的游擊隊員送到警衛團團部——勉縣諸葛廟。接著,他以“民團配合不力”為由,將王化治逮捕處決。反動民團隨即瓦解,使被圍困的游擊隊轉危為安。

  事後,駐守漢中的三十八軍軍部接二連三電令張漢民將被俘的紅軍游擊隊員押解到漢中軍部交軍法處懲處。張漢民同警衛團的地下黨員負責人商量,將被關押的反動民團骨干分子換上游擊隊員衣服就地處決,並照相上報三十八軍軍部說︰“為免出意外,被俘紅軍在勉縣已全部處決。”他還草擬了一份“元墩子戰役輝煌戰績”的假戰報,通過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和楊虎城急電報告蔣介石。蔣介石信以為真,立即傳令嘉獎。于是,國民黨控制的各大報紙都刊載了張漢民團的“捷報”和蔣介石的“嘉獎令”。

  1933年秋,中共陝西省委特派員兼陝南特委書記汪鋒,住在勉縣張漢民警衛團團部,領導陝南地區的革命斗爭。次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新派的陝南特委書記劉順元到任後,也住在警衛團團部。在張漢民的掩護下,劉順元和改任特委軍委書記的汪鋒等領導同志,開辦干部訓練班,建立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發動農民處決了一批土豪劣紳和反動官吏。1934年冬,中共西安市委軍委書記崔景岳因西安嚴重,無法立足,受黨組織的派遣,來到張漢民的團部,負責地下黨的工作。陝西其他一些地方被敵特追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也集中到警衛團隱蔽。同志們稱贊張漢民領導的警衛團是“共產黨的干部倉庫”。

  張漢民在陝南期間,很重視軍隊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他批準購買大量進步書刊,成立了圖書館;每個士兵都發有學習文化的《千字課本》;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國際歌》《士兵歌》和《士兵嘩變歌》;還建立了黨的外圍組織——紅軍之友社,秘密發展社員八九十人。在警衛團內,張漢民反對軍閥作風,提倡官兵平等,並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對犯了錯誤的官兵堅持耐心說服教育,既不苟求,也不偏袒;發現有人賭錢或損害老百姓的利益時,則不分官兵,一律進行懲罰。他關心士兵,注意改善士兵伙食,令各連隊成立士兵自己選出的伙食委員會管理伙食。他自己也堅持和士兵同吃一鍋飯。在他的耐心教育和榜樣作用影響下,警衛團的軍官沒有“喝兵血”、克扣士兵糧餉的問題,也從未發生過士兵“開小差”的現象,曾受到楊虎城將軍的贊揚。

  為了把警衛團改造成革命的軍隊,張漢民非常重視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他常向陝南特委和省委巡視員請示匯報工作,對黨的決議和指示認真貫徹執行。為適應斗爭的需要,他和在三十八軍作兵運工作的共產黨員武志平、李金元、劉威誠等經常保持聯系。根據黨的指示,他撤換了政治上不可靠的兩個營長;全團3個營長職務分別由共產黨員閻揆要、崔啟敬、李明軒擔任;副團長魏書林也是共產黨員。截至1934年,全團2000多名官兵中已有黨員200名左右,成立了黨的委員會(後改為警衛團士兵運動委員會);16個連隊中有10個連成立了黨支部,黨員軍官還單獨成立了支部;連、排、班長大都由黨員擔任。張漢民注意吸收地方上的黨員到警衛團工作,先後在寧強、勉縣以招考文書為名,吸收了地方上的20多名黨員干部,分配到各個連隊,充實干部隊伍。為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他曾千方百計地將陝西地區一批有影響的老黨員,聘請到警衛團任職。例如,他請省委委員、前三原地委書記張秉仁到團部辦通訊小報;請曾任省農協會軍事部部長、前山西省委書記張含輝到警衛團擔任特種聯絡任務;請曾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第七軍參謀長的周益三到警衛團擔任營副;請曾任陝南特委軍委書記的張明遠到警衛團負責地下黨的工作,等等。張漢民革命目標明確,各項工作鋪得很開,抓得很緊,他曾對周益三說︰我們要擴大部隊,加強對官兵的教育,以便找機會把部隊拉向陝甘邊一帶,與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一起,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

  張漢民等在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內部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革命活動,處境是十分艱險的。阎揆要移駐隴南的蔣介石嫡系第一師胡宗南部,時刻在監視著他們;十七路軍內的反動分子與保守勢力,則常常以各種借口,對他們進行打擊和排擠,甚至派人去警衛團搜查共產黨。美国圣胡安張漢民除教育黨員注意斗爭策略、保持高度警惕外,準備尋找機會,盡快把警衛團拉出漢中地區。

  1934年11月,楊虎城巡視陝南,來到警衛團的防地。張漢民向楊虎城陳述了警衛團備受岐視與打擊的境遇,再三請求調回關中駐防。楊虎城答應了張漢民的請求,要張漢民率警衛團護衛他完成陝南巡視後,移防關中。

  1935年1月,張漢民率警衛團隨楊虎城由城固東行,先後巡視了洋縣、寧陝、鎮安、山陽,于農歷除夕之夜到達商縣黑龍口。第二天,農歷大年初一,楊虎城繼續出巡,張漢民率部護衛,行至牧護關,與一支紅軍部隊的宣傳隊相遇。楊虎城一邊令警衛團集結待命,一邊向駐藍田的西安綏靖公署指揮所電詢究竟。指揮所復電稱︰由皖西西進的紅軍第二十五軍主力,已經到達商縣的楊家斜、麻池河一帶,南京嚴令堵截,請著警衛團就近經鐵索橋向該地探“剿”。楊虎城向張漢民下達了“進剿令”,當天即離開牧護關,返回西安。

  楊虎城走後,張漢民遵命率警衛團出發,到達郭家村宿營。郭家村與楊家斜只一河之隔。張漢民即派地下黨負責人張明遠、馬宗仁到楊家斜和紅軍二十五軍聯絡,商定互不侵犯,並訂立了聯絡信號。紅二十五軍當時沒有電台,無法同中央聯系,醫藥器材也極其缺乏,希望地下黨提供這些急需物資。張漢民听了張明遠、馬宗仁的匯報,當即派人給紅二十五軍送去陝南和川北的軍用地圖;並派黨員去上海、西安等地購買電台、醫藥和其他通訊器材。一周之後,紅二十五軍經黑山、漫川關,南去湖北鄖縣一帶;張漢民率警衛團“尾隨”其後,到鄂陝交界的萬福地區;雙方恪守信約,從未交戰。不久,張漢民奉西安綏署令,回兵鎮安休整。

  2月下旬,警衛團擴編為警備第三旅,張漢民升任旅長;轄七、八、九團,曹伯珍、李家驥、閻揆要分任團長。3月23日,張漢民收到西安綏靖公署急電,稱︰紅二十五軍由鄖西神速西進,在洋縣、佛坪地區消滅了警備第一旅,現又回頭經寧陝向東運動,同時命令警三旅即予阻擊。警三旅的地下黨組織研究決定,如果兩軍遭遇,黨團員要“槍朝天,打空彈”。這一決定分頭傳達之後,張漢民一面派兩名黨員去紅二十五軍,通報西安綏靖公署的堵擊部署,一面率七、九兩團(八團時駐西安)由鎮安東進,“尾隨”紅二十五軍。部隊出發後,擔任前衛的第九團團長閻揆要,隨時將沿途所得情報,向張漢民報告。4月9日下午,旅部快到柞水縣九間房時,張漢民收到閻揆要的報告︰紅軍已經隱蔽,溝內似有埋伏,建議全旅在九間房西南10余里的村莊宿營,以免誤會。張漢民認為已與紅二十五軍有約在先,且相隨亦非一日,不會出現意外,遂命令部隊繼續前進。當先頭部隊進至九間房,正布置警戒、準備宿營時,突然槍聲大作,警三旅(除第八團外)被紅二十五軍擊潰,張漢民等被俘,後被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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