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派游击队将伯母她们接到南梁根据地

  长征“落脚点”的“红色记忆”——红26军将领刘景范之女刘米拉讲述父辈的长征

  这一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的亲笔题词,恒久地铭刻在延续红26军血脉的陆军第39集团军某红军师师史馆墙壁上。

  2015年9月,68岁的刘米拉于此久久伫立——她的父亲刘景范是刘志丹的胞弟,她在他们陕甘边区并肩战斗的故事中长大。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于敌军重围和追剿中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会师。

  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保留下来的惟一完整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见证了中国红军的由苦难走向辉煌,也索绕着刘米拉关于父亲与伯父最深刻的“红色记忆”。

  1928年,在刘志丹的影响下,18岁的刘景范投身革命,参与组织陕甘边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

  1933年,刘景范领导组建了保安游击队,并率领这支红色武装转战陕北保安、靖边、定边和甘肃庆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4年10月,红26军42师第2团组建,刘景范任团长之后,一连带着红2团打了几个胜仗,打出了军威。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战斗,父亲记不清打过多少次,但他提起最多的,还是反击第二次‘围剿’的战斗。”刘米拉说。

  1935年,在反击军第二次“围剿”的作战中,刘志丹把主要用兵方向放在陕北,刘景范接受的任务是:在陕甘边率红26军红2团与红1团等部协同作战,拖住“进剿”陕甘边的军,使其不能进入陕北合击我军。

  1935年3月,刘景范指挥红2团在南梁地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打法,阻击了军35师近一个月,又转移至陕甘边的西北区、东北区,继续与其周旋。

  军35师系名震宁夏“马家军”首领马鸿宾的部队,以骑兵为主,战斗作风极其强悍,但红2团在人员、装备远远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硬是将其死死拖住,有力地配合了刘志丹指挥部队在陕北集中兵力打击晋绥军和高桂滋部84师。

  1935年4月,刘景范接替刘志丹担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又相继取得了杨清川伏击、奔袭宁塞川、五城镇等战斗的胜利。重耳

  在紧张的反“围剿”战斗的间隙,在刘景范的建议下,陕甘边区还开班了一所军事学校,轮训基层军事干部,为提高红军干部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8月,西北红军反第二次“围剿”作战取得胜利,共歼灭军2000余人,解放6座县城。刘景范在陕甘边指挥红2团等部牵制了10倍于己的敌兵,为反“围剿”胜利,开辟和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6年,当美国记者斯诺走进红色政权下的陕甘宁边区,立即就被广泛流传的红军将领刘志丹的传奇故事深深吸引,以至于称其为中国的“现代侠盗罗宾汉”。

  1903年10月,刘志丹出生于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他嫉恶如仇,爱护百姓,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并在组织的安排下,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组织起义,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1935年,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所部连夺延长、安定、保安等6城,在2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使陕北、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

  1936年4月,他率红军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

  这期间,刘志丹身经百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冒险、死里逃生,率领的部队在重重围剿中几经消灭,却又一次次奇迹般地发展壮大,甚至派来攻打的军也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以至于在西北大地传开了他“刀枪不入”的神话。

  “他们虽然有15年的婚恋,但聚少离多,算起来相处总共也不到5年,其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伯母给红军战士们送物资而相聚。”刘米拉说。

  作为红军家属,刘志丹的亲人们屡遭劫难。敌人来抄家,挖祖坟,刘米拉的姑父也被残忍杀害。

  一次敌人搜捕,同桂荣不得不带着正在吃奶的女儿,躲进一个山洞,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她就喂女儿一点炒面的糊糊。

  “陕甘苏维埃主席叔叔知道后,才派游击队将伯母她们接到南梁根据地。”刘米拉说。

  “伯父名声很大,也很受群众爱戴,因为他打地主老财,让百姓吃上饭、有了田,自己却和红军战士一样过艰苦的生活。”刘米拉至今仍记着当年流传在西北的一首民谣:“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1978年的那个晚上,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任命的刘景范,又一次回想起了迎接长征第一支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长征红军——红25军的场景。美墨边境墙

  那是一次让他激荡终生的相迎,也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出苦难、走向辉煌的一个历史起点。

  1935年8月下旬,时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景范接到游击队的报告,得知红25军已来到陕甘边区附近,他与陕甘边苏维埃主席立即一同向西北军委进行了汇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示,马上去迎接红25军,并亲自写欢迎词。

  刘景范、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到永宁山一带去找红25军。当刘景范看到那些身上穿着被风尘遮住了颜色的军装、打着赤脚却满脸喜悦和激动的战士,眼泪一下掉了下来。

  “兄弟部队来接咱们啦!”一时之间,漫山遍野回荡着红军战士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一些带着伤的伤病员也在战友的搀扶下,裴行俭挣扎起来,高高举起手臂向他们挥舞。

  刘景范和把他们迎接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区桥扶峪、高桥等地休整,并发动群众,为红25军送鞋,准备吃的慰劳全体官兵,并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

  “在长征那段充满苦难的艰苦岁月里,长征的红军渴盼着找到自家人,父亲他们也同样没有一天不渴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消息,见到艰苦远征的革命弟兄们!”刘米拉说。

  9月14日,红25军进入西北工委所在地——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休整两天后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

  9月18日,也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4年,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正式召开——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并组建为红15军团,共七千多人。

  “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每一次描述这一场景,刘米拉总能从父亲一向严肃的脸上看到久违的兴奋与激动。

  80年过去了,1948年出生在北京的刘米拉,没有亲见过那些激动人心的画面,可是她对陕甘那片洒满革命先辈热血的沃土,却仍然亲切而熟悉,那些走向遥远的苦难与辉煌也宛如昨日般清晰可及。

  “我在父辈的‘红色记忆’里长大,我一生感动在老一辈革命人的精神之中。”刘米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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