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太极继位到多尔衮摄政

  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的说法自乾隆时期才有,1978年扩军是后世之人对他们的尊称,而非入关之时即已具备。八王之得以入世袭罔替之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历史。

  清朝对宗室诸王的管理非常严格,即使是铁帽子王也有错必惩,动辄获咎,亲王、郡王的名号犹如铁帽子可以世袭罔替,但戴铁帽子的人可以随时更换,其实一点都不“铁”。

  礼亲王代善死后,其王爵初由儿子满达海承袭,满达海也是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但顺治十六年,在他死七年后被追论,原因是清算多尔衮时,满达海占有多尔衮家财物,被严厉追论,其墓碑被推倒,爵位降为贝勒,亲王之封被削夺,转给代善的另外一个孙子杰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礼亲王昭梿因为凌辱大臣,又在府内对下人滥用刑罚,结果被削爵,圈禁近一年。崇德八年(1643),岳托的儿子、袭爵的罗洛宏因为嗜酒妄议,及在皇帝宸妃丧期内搞丝竹娱乐活动,被削爵。康熙二十一年(1682),岳托后裔、平郡王讷尔苏因为殴毙、殴伤无罪之人也被削爵,爵位转给他人。

  《清文献通考》将宗室爵位之封列入“封建”条目,意味着将其类比为中国传统历史上的分封制度。周代以来,分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但受封者封藩就国,往往拥兵自重,形成对抗中央的势力,更多是扮演一个造成割据战乱的消极因素。

  与以往相比,清朝的封爵制度对诸王的约束显得简约而严厉。宗室诸王有封号而无封地,亦无属国,只能在京城王府居住,不得随意离开,他们不能到地方任职,无法干预地方政务,更不能掌握军队。宗室王公的所有俸禄待遇、王府官员、护卫等全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由宗人府按规定给予。而且,清代宗室封爵,除非有特旨可以世袭罔替者,一般其爵位都只能逐代递减,待遇逐渐降低,使国家财政负担不致过重,也彻底消除了宗室诸王形成尾大不掉势力的各种潜在因素。

  其次,就清代本身历史而言,世袭罔替的宗室分封制度,是树立中央权威、消除旗主政治的结果。

  清初宗室诸王对中央的威胁不在于裂土分封,割据一方,而在于对八旗各旗当作私产加以控制,各拥旗众,可与中央分庭抗礼。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随着部众日繁,努尔哈赤将投附和征服的女真人逐渐整编成旗。随着诸子侄、孙子长大成人,努尔哈赤像分家产一样将八旗分给诸子孙。当时后金所有军国政务全由努尔哈赤与八旗旗主讨论决定。努尔哈赤之所以这样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死后诸子相争,同室操戈,兄弟屠戮,希望用这种家产均分、八王共治的格局来维持政治平衡,防止个人专权。

  然而,这种格局使后来继位的皇太极受到很大掣肘,不但每天上朝处理政务时要与其他三大贝勒一起“南面而坐”,而且要先给几位兄长施礼。皇太极曾抱怨自己“不过一黄旗贝勒而已”。更严重的是,几大贝勒各拥本旗重兵,相互间矛盾日渐尖锐,使新兴的满洲力量时常面临分裂危机。

  由此,从皇太极继位到多尔衮摄政,再到顺治皇帝亲政,清初皇帝集权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提高皇室在八旗中的地位,削弱、阻断宗室旗主们的势力。不仅如此,清朝中央还极力弱化宗室旗主与各旗部众的关系,借鉴明朝的内阁、六部等官僚制度治理国家,取代八旗旗主政治。八旗管理被纳入到国家的官僚体制中,八旗不再是宗室旗主私产,宗室诸王的利益也用封爵制度规范下来。所以,仔细梳理会发现,乾隆时期确认的八大铁帽子王,代善、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豪格、岳托六人本身就是当初的旗主贝勒,斐济至于后来分封的庄亲王硕塞是皇太极之子,帝室后裔,马尔代夫马累危险吗马尔代夫马累而萨哈廉、勒克德浑一系,也是皇室的忠实追随者。

  总之,清朝对宗室管理之规范与严格大大超过以往朝代。然而,这种封爵制度毕竟是以保证满洲宗室贵族世袭特权为目的的,其落后性不言而喻,随着革命爆发,民国肇建,清代的铁帽子王便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信物,也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金牌”。此制度始于汉高祖刘邦,当时称“丹书铁契”。东汉时,易“丹书铁契”之名为“丹书铁券”,并一直沿用了下来。隋唐时,帝王颁授“丹书铁券”已成惯制,其范围涉及开国元勋、中兴大臣、民族首领。明初,朱元璋创建了历史上最完备的铁券制度,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明晰了“丹书铁券”的权限范围。清代,“丹书铁券”制度被废止。(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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